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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人教社的三度合作

1952年我上小学，读的语文课本就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当时年纪小，不太注意谁编的教材，后来才意识到，自己的童年生活与精神成长竟然和一个出版机构有如此紧密的联系。我们这一代，以及我们的儿孙两代，都是读着人教版教材长大的，如今人教社七十大寿了，饮流怀源，受施勿忘，请接受我诚挚的感恩与祝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读人教版的学生，万万想不到，几十年后居然能参与这个出版社教材的编写，这工作一做就是十七年。

2003年1月，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的顾之川和顾振彪先生来找我，说打算编一套新课标高中语文教材，希望我促成此事。虽然编教材在大学不算学术“业绩”，却是淑世之举，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下来。又提出请袁行霈先生领衔主编，顾之川和我来做具体工作，当“执行主编”。我出面请了北大中文、哲学、新闻等院系十多位教授参与编写团队。他们中有陆俭明、何九盈、苏培成、曹文轩、陈平原、刘勇强、何怀宏、常森、沈阳、姜涛、张辉、陈昌凤等；还请了清华中文系主任徐葆耕和首师大文学院院长吴思敬加盟。一批优秀的语文教师，包括程翔、翟小宁、管然荣、邓彤、郑晓龙等，也鼎力参与。中语室更是热情高涨，全力以赴，顾之川、顾振彪、张厚感、熊江平、朱于国、刘真福、李世中、王本华、贺敏、王涧、赵晓非，等等，都曾参与编写，担任责编，或者审稿。以前编教材主要靠出版社的内部运作，邀集社外这么多专家教授联袂勠力，大概是头一回。

记得在启动会上，我提出要“守正创新”，按照课标的精神来编写，内容与方法上推进改革，但不是颠覆，过去教材编写好的经验也应当吸收进来。要总结课改实践的得失，还要充分考虑大面积使用的可行性。从2003年启动，到2006年完成，编写团队先做大量的调查，认真学习新课标，研究中外母语教材的经验，然后拟定框架体例，选择课文，设计教学，每一步都充分发挥大家的才智，团结协作。这也因为有中语室在其中起纽带和核心作用。不到三年，人教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语文教科书”就通过审查投入使用，其中必修5册，选修15种，既有“基本口粮”，又有自主学习选择的空间。我本人是很看重这套教材的，认为它的课文选得好，经典性、可读性都兼顾到了，读写教学的设计有许多创新，又稳妥实用。选修教材是个尝试，也深入浅出，各有特色。在几个版本激烈竞争的情况下，这套教材脱颖而出，获得广大师生的肯定，全国的使用率最高。

十多年过去，我还常想起和人教社同人一起编新课标高中语文教材的情形。在景明园、西郊宾馆和金台饭店等处，封闭式工作，有时一住就七八天，虽然辛苦，却又充实并快乐。

后来又有第二次合作，编小学和初中语文统编教材，是教育部布置的任务。记得是2012年2月26日，在人教社会议室，教育部基础二司转达了部领导的意见，聘任我担任义务教育语文统编教材的总主编。为何会选上我？可能因为此前我主持过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修订，也因为人教社申报义教语文统编教材的方案时，推举我担任主编。后来教育部从全国遴选，就确定了让我来担纲。编写团队是由人教社主导的，邀请了社内外许多专家和一线教师，小学与初中两个组加起来有40多人。曹文轩、李吉林、崔峦、顾之川、张笑庸等分别担任小学与初中的主编，陈先云、王本华任“执行主编”。人教社参与编写团队的主要有：徐轶、朱于国、郑宇、何源、刘真福、李世中、王涧、胡晓、张立霞、熊宁宁、常志单、韩涵、陈尔杰、陈恒舒等。列出这么长的一个名单，是想说明人教社小语和中语两个编辑室在这套教材编写中起到的中坚作用。从小学到初中，9个年级18册教材，工作量巨大，虽然框架体例和课文都是整个编写组设计和论定的，但很多具体的文字操作，包括导语、习题、注释，等等，都得依仗小语室的同人。他们默默耕耘，贡献最大。

因为是统编本，全国就这一套，审查非常严格，前后有20多轮审查。最后一关是中央的审查，两次进中南海直接听取领导的指示。刘延东副总理把我们送出会议室时，握着我的手说：“语文编得不错。”这回真体会到教材编写作为“国家事权”的分量了。2016年秋季，小学和初中统编语文教材投入使用，社会反响很大，央视《新闻联播》也做了报道。回头看，这套教材强调“立德树人”和“读书为要”，小学学拼音之前先安排几课识字，设计了《和大人一起读》《快乐读书吧》等延伸阅读的栏目，初中实行“教读”“自读”与“课外阅读”三位一体，等等，都是特色。有报道说这套新教材“专治”不读书，说到点子上了。这几年的试用反馈的意见也是充分肯定的。

编完小学和初中语文后，接着要编高中，2017年6月启动。这是我与人教社的第三次合作。那时我济南、北京两地跑，又刚动过一次手术，有点疲惫；再说高中语文新课标颁布前我看过送审稿，感觉改革的力度很大，教材很难编，自感力不胜任，就向教育部表示不打算再接高中的编写任务了。但教育部副部长郑富芝同志（当时任教材局长）两次纡尊登门，来家里说服我继续担任总主编，说这事中央定了，换人不太好办。人教社韦志榕总编辑也来看我。他们的诚恳让我感动，就还是勉为其难，接着做下去吧。

高中语文的编写果然和前两次不一样。以前都是由人教社主导，小语和中语两个编辑室人员从编写、编辑到出书一条龙做下来。而高中的编写是教材局直接领导的，大事小事都过问很细。教育部组织了编写组，有各方面的专家、语文特级教师，还有以前几个不同版本的主编，包括刘勇强、过常宝、陈章灿、杨九俊、柯汉琳、王荣生、王立军、郑桂华，等等，有二十多人，阵容豪华。大概考虑这是统编本吧，一开始有意识要“淡化”原人教版的“色彩”，中语室的编辑基本上只管编辑，不参加编写。我向领导提出，教材编写的专业性很强，若只靠我们这些外请的专家，人教社不全程介入，显然是不行的。编写的事务的确非常繁杂，后来领导也只好同意中语室的编辑参与编写。王本华、朱于国、李世中、尤炜、王涧、胡晓、韩涵、陈恒舒、陈尔杰、曹、覃文珍等，都是既参与编写，又负责编辑，还有各种繁杂的编务，包括安排会议、试教、培训、教师用书，以及应对网络舆情、做总结、写报告，等等，教材局一个电话，中语室就得行动。

高中语文的编写可谓举步维艰。因为社会关注度高，网上不时拿教材来炒作，压力很大。要严格落实新课标的规定，比如以“学习任务群”组织单元，实施以活动为主线的“自主性学习”，以及特别强调立德树人，政治上把关，等等，要求非常高。而我们学习领会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如何体现改革，如何把课标的精神转化为教材，如何满足大面积使用的需要，要不要安排习题，“学习任务”如何避免“蹈空”，等等，都是很具体的，真是费尽脑汁。教育部要求实施“编审结合”，课标组和指导组除了审查教材，几乎全程指导并参与部分编写。因为“角色”不同，观点有异，有时会有一些争议，甚至还比较激烈。但教材毕竟是公共知识产品，最终都要求同存异，达成共识。“绳墨以外，美材既斫”的遗憾也是难免的。

高中语文统编教材真是好事多磨。熔裁洗漉，权衡益损，光是框架体例就改动五六遍，有的单元稿子重写二三十遍。编写组人员分布全国各地，聚会不容易，不能一有问题就召集讨论，很多时候只能把领导或者专家的意见转给我，我和中语室再研究处理。好在我们彼此的合作很默契。最后定稿，时间非常紧，要消化或回应各方面提出的数百条意见，甚至还要调整单元，也是以中语室为主，加上编写组部分成员、教材局的领导和人教社总编辑郭戈同志亲自督战，夜以继日，突击完成。经过反复打磨，层层把关，前后花了近三年时间，到2019年底，全部书稿才得以杀青。

人事倥偬，指顾之间，与人教社合作编书已经十七年。感谢人教社给我机会，让我学到很多书本上和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体会到为社会做实事并不容易。编教材更是如履薄冰，责任重大，而人教社的同人年年月月都在做这难事，这支任劳任怨的专业团队真令人赞佩。

2020年11月